年9月10-11日，全国书院高峰论坛于经心书院召开，来自海峡两岸30多位著名学者和40多家书院代表齐聚一堂，为未来书院的发展切磋琢磨，献计献策。
本文根据赵法生教授在本次论坛上的发言，并结合赵法生教授论文《乡村儒学的缘起与目标》整理而成。
赵法生，乡村儒学主要发起人，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年6月10日，央视《新闻联播》头条以“把传统文化传下去，让国学精粹活起来”为主题，报道了赵法生副研究员近年来在山东下乡讲授儒学、开展乡村儒学重建运动的先进事迹，在儒学界反响热烈。
尊敬的郭齐勇先生、各位前辈、各位同道，大家早安！
非常荣幸参加本次中国书院高峰论坛。中国书院在经过了百年中断之后，忽然来了一次勃然复兴，复兴之后的书院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将何去何从？它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职责？考虑这一问题，离不开当前的时代背景，就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经历巨大深刻的历史转型，政治正在从传统君主政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转变，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教育已经从科举制教育转向现代教育体系，文化也转向日益多元开放的文化。就儒学本身而言，复兴的势头虽然迅猛，但体系化建构十分薄弱，在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儒家教化体系被推翻之后，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儒学体系依然处于重构的初期，儒学尚未完全摆脱游魂化的状态，这一点，与佛道教以及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即可一目了然。
书院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当代书院的功能定位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密切相关。在去年的乡村儒学研讨会上，牟钟鉴先生说本次国学复兴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如果这次国学复兴要想成为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必须正视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完成与五四精神的有效对接，否则它就难以说成是新文化，且极容易演变为旧文化的死灰复燃，就此而言，目前网络上对于国学复兴的批评并非全是无的放矢，它们起码可以取得作为传统文化的诤友来看待。
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大学体系的建立，对于当代书院影响巨大。书院就是传统社会的大学，但是，在今天，复兴中的书院无论在规模、势力和影响力方面都还无法与大学相比。书院之所以能够在巨无霸的大学旁边死而复生，再度崛起，是因为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它难以有效完成道德涵养与人格培育这一教育的基本任务，而这正是儒家君子教育的优长之处。目前的大学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标，教师也从传道授业的师儒演变为以教师为职业以养家活口的职业人队伍。这样的大学，很难担负起重建文化道统的历史任务，也没有必要承担这个任务，这与它重在培养知识型人才的功能定位不相符合。但是，道统是儒学的根本所系，没有道统的重建就没有儒学的复兴。另外，儒学的复兴必然意味着要重塑其传道者队伍，也就是具有独立人格与担当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士大夫阶层的集体消亡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为重大的变化，它使得社会最终失去了“脊梁”。同样，我们也无法责成当今大学为社会培养新时代的士大夫人格，这同样在它的职责范围之外。尽管随着儒学复兴的加快，儒学经典对于大学教育的影响将会逐渐加大，但是，要大学承担起复兴道统和培养新型士大夫人格的历史人物，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现代大学的价值，而是要自觉意识到现代大学在教育理念、教学目标、教育方法等方面，与传统书院和儒家教育体系具有显著差异。那么，这一空白由谁来填补？——只能由崛起中的书院承担，在一些民间书院的山长身上，我们不但发现明显的道统意识，而且也更具有士大夫精神。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传统的书院以接续道统、探究学理、培养士大夫人格为主要目标，无须考虑社会层面儒家教化体系的建设问题，因为千百年来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儒家社会教化体系。经过百年以来的否定，尤其到文革，儒家传统的教化体系已经被清除，而重建儒学教化体系，已经成为儒家的当务之急，也成为衡量儒学复兴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我上月去新疆，发现穆斯林聚居的乡村和社区，都有清真寺，可是汉人聚居社区和乡村，则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化场所，少数遗存的寺庙道观，由于佛道的出世品格，也都躲到远远的深山老林里。于是，汉人社区就成了一个没有教化场所和信仰场所的空壳社区，由于没有祖先牌位，没有了自己的神灵，没有了传播传统文化的场所，也就没有了信仰的支持，没有了在这块土地上坚守下去的精神力量。许多人心里想的是在经济条件好转后，尽快返回内地，这样的边疆，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呢？
岂止是新疆，就是在内陆最为发达的大城市北京上海的社区，教化场所究竟在哪里呢？这里同样面临精神空壳化的问题。每到清明节，内陆城市尤其是北方城市，马路边便成了焚烧冥纸的场地，将城市笼罩在烟雾之中。传统社会，除去墓祭之外的祭祖都是在家庙和祖祠中进行的，而且庙祭的意义本来重于墓祭，祖先牌位也是祖灵的寄托所在。可是，历经文革的破坏，北方的家庙和祠堂绝大多数被人为摧毁。在一个最为重视祖先祭祀的民族，竟然没有地方可以为祖先焚香烧纸，只能到车水马龙的大路上草草为之，不能不说是文化的悲哀。
Δ签署《东湖宣言》
那么，在现代条件下，谁来担负儒家教化体系重建的使命呢？最有可能的就是书院，这是它在新时期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从事乡村儒学建设的初衷之一。从年初开始，我们尼山圣源书院同道们，在老一辈学者支持下，在周围乡村开展乡村儒学的试验，其内容大致有三方面：第一，建立本地化、规定化和常态化的乡村儒学讲堂，每半月讲一次课，采取故事化、生活化和情景化的教学形式。第二，培养一只具有奉献精神的儒学义工队伍，包括在职和退休教师、干部和其他社会人员，他们除讲解儒学基本经典外，更要经常深入村庄帮助村民。第三，建立一套乡村儒学的教化体系，包括读经典、行孝道、习礼乐、救孤寡、立乡约等，恢复家教家礼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民众伊始是带着犹豫和怀疑走进讲堂的，头一年等待也是漫长的，因为教化效果很难短期内显现。到了年底春节的时候，学习骨干们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我们，村子里变了，不仅不孝的现象显著减少，村风也有所改善，卫生显著改善，小偷小摸少了，邻里关系比以前和谐了。
在乡村开展儒学教化的问题很多，挑战很大，包括乡村儒学自身的模式也在探讨中。根据实践摸索总结经验，最近提出了三堂合一的乡村儒学发展模式，第一是建设学堂，要替代传统的私塾，讲解传统文化经典；第二建设村庄公共祠堂，作为村庄公共祭祖的场所，也是孝道教育的重要场所。公共祠堂的主神龛是空着的，哪一姓来祭祖时都可以使用，这就提升祠堂的公共性；第三是是道堂，比如关帝庙、土地庙、五道庙等等。在有些地方，根据当地民情，也可以把这些传统民间的信仰吸纳进来，为村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功能。如果将这些统统打倒，只会为外来宗教留出空间。传统中国的乡村教化体系，就是私塾、祠堂加道堂，它们在功能上相互补充，起到安顿生死和心灵的作用。如果说私塾先生和祖先的家训告诉村民应该怎样活着，道堂则是要回答死后的问题，村民因此有了安身立命之地，活着能够有所遵循，并知道死后究竟去哪里。现在的乡村，尤其是北方，三堂统统被毁，安顿人生的教化体系崩解了，于是，活着不知道该如何活，死后不知道要去哪里，于是，没有敬畏，没有底线，无所不为。三堂合一的教化场所的建立，能够解决乡村和城市社区的精神空心化问题，为基层社会建设提供必要的精神力量。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乡村儒学已经发展到山东的十几个县市，并辐射到北京、河南、河北、江苏和黑龙江等多个省区，许多地方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表明乡村对于文化渴求的程度。随着规模的扩大，目前的乡村儒学在队伍、场所和资金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构成了发展的严重挑战。我们迫切需要继续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将这一实验深入持久进行下去，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开来。谢谢！
编辑：阿鼎
摄影：赵慧
经心书院
介绍
经心书院为同治八年（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武昌所创办的著名书院，是湖北省重要历史文脉。今由一群有使命感的企业家众筹复建，旨在“文化传承、智慧分享、孵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