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引导
“茶经法”中所体现“中国茶道”对人性的熏陶,尚有一条“茶导引”(即“茶气功”)之渠道;它是通过“气”的发射来实现的。
尽人皆知,从气功学的角度看,“气”是一种物资、一种存在、一种能量。有了“气”,“气场”自然
唐朝茶饮的六个主要程序,组成了比较固定的秩序模式。置身于这类定序中,主人也好,宾客也好,他们的意识莫不时刻关注着茶用“局势”的发展。而意识的关注,等于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入静。此时,群体身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齐步进入由品茶意识主宰着的环境氛围。每个人的内心活动便通过“心理场”传递出来。所谓心理互动便这样实现了,换句话说,茶座中诸君,彼此释放能量,彼此引诱,彼此沟通;这便是同构感应。有鉴于此,人的素质得到良性熏陶,社会风气渐次纯化。“茶导引”的奥妙功能因而显现。群体活动的社会效益如此,个体活动的社会效益也不逊色。应当相信,即便是独自品茗,在不同程度的入静状态中,人体的“心理场”自然提高了灵敏度,可与“物场”(包括茶、茶具、环境等)交感而促进人体本身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换代。是以袁枚深有体会地说:饮工夫茶,“一杯以后,再试1、2杯,使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
固然,在饮茶群体中,
不有更玄的东西呢:专心读书,也能引导入静;“专注”则能将书中字句变成入静的“口诀”,推而广之,只要高度集中精神于本职工作,便可出现程度不同的气功态。若能“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像驼背丈人用竹竿黏蝉(《庄子·达生》)、木工阿庆制作悬挂钟磬的架子(《庄子·达生》)、庖工替文惠君宰牛(《庄子·养生主》)那样,则已属完全进入气功状态了。体内潜能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因而到达神科其技的境地。这便是“场”的效应。我在《导言》中曾谈到罗汝芳用“童子捧茶“的故事阐释“百姓日用即道”。童子捧茶,神情专注,他明显外于气功态中;童不自知,罗汝芳却看出来了。遗憾的是,即便是唐朝聚饮各位,常常也陷于如《易·系辞》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道”的地步(陆羽《茶经》中就没有谈到这个问题)。难怪释迦牟尼悟道后也曾说:“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图执著不能证得”。所以,知也好,不知也好,“茶导引”之影响力唯有程度深浅之别,而绝不会是“零”。
“茶导引”现象,表明气场的存在,可使社会互动得以实现。故知在形态各异的复杂事物中,其整体运动规律却是何等地相假似。